一个人的生日按说是固定的。可是，在中国，这个事情似乎还要另当别论——中国人现在并行的有两套日历：公历（也叫阳历）和农历（也叫阴历）。农历是我们老祖宗的发明，骨子里有我们民族的遗传基因，自然不能遗弃，也无法遗弃；公历是我们民族和国家跟国际接轨的桥梁和纽带之一，自然也不能弃之不顾。因此，一般说来，一个中国人每年完全有理由过两次生日——这绝非专是为了打牙祭。像我，公历生日在9月下旬，而农历的生日是八月十九。在我的记忆里，这两个日子除了在我出生的那天是重合的以外，至目前再没有碰过面。我是农民的儿子，自然对农历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因此，每年过生日，我都以农历的日期为准。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九，是我内心认可的我的生日。
上午十一点多的时候，我正在写一个应急稿件，依稀听到手机响了一下，打开一看，是姐姐发来的短信——极其简单的四个字：生日快乐！
最近这些年来，每年我生日的那天，姐姐总是如此：要么一个简短的祝福信息，要么一个简短的电话：“今天你生日呢，记得吗？”
在以往，收到姐姐的短信或电话的时候，我的心头也每每会有一股幸福的暖流缓缓漫过；然而，转瞬即逝了。今年却大不同，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却勾起了我对往事的许多回忆，而这饱含着我对姐姐无尽愧疚的回忆，竟像是一股滔滔洪流，彻底冲决了我情感的闸门。
我童年的时候，农村的孩子大都是七岁入学，直接从一年级开始读起。姐姐比我长两岁，按说应该比我早入学两年才是。可是，姐姐却是在九岁那年才跟我一起入的学。这倒不是因为姐姐“开窍”开得晚，而完全是源于父亲的一个简单的想法——要姐姐来保护我。
我家住在一个距离大村子很远的地方——只有我们一户人家，我从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每次跟随大人到大村庄上去一趟，就像是进城赶了一次集似的，心里要整天地激动好几天。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起来的我，不但内向，而且怕见生人，不愿与生人打交道——也不会主动与生人打交道。时至今日，我还清楚地记得刚入学的第一天我闹出的那个大笑话。下课了，全班同学（我那时读的是复式班，一个老师教三个年级，同在一个教室上课）都出去上厕所，姐姐跟几个女生走在一起。可笑我那时候连男女有别都不知道，我想，在家时全家人就共用一个厕所，在学校大概也是如此吧。于是，我就跟在姐姐她们身后。这时候，被一个女生发现了，她当即就大声嚷起来，很快吵得连男生们也都知道了，都围拢过来看热闹。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被这么多人取笑过，我脸上实在挂不住，就哇哇地大哭起来。姐姐好像是从没有见我哭的这么起劲过，知道我这肯定是受了天大的委屈和侮辱，于是，她就站出来和他们理论，说，在家时谁家不都一样吗？有啥好笑的！嚷着嚷着，还和几个调皮的男孩动起招呼来。姐姐个子大，把他们都吓得落荒而逃了。从此，再没有人敢取笑我。
——为了我，姐姐白白蹉跎了两年时光，这是我永远无法偿还姐姐的。
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我和姐姐一直都是同班同学。我那时开窍晚，姐姐的成绩一直都比我好。记得是四年级下期的时候，父亲的胃病突然严重起来，不但干不了活，就是走路都很吃力，稍一挪步，就会满头大汗。其实，生病倒不可怕，可怕的是没钱医治。那时爷爷刚刚去世没几年，父亲成了家里的唯一的男劳力。人手少了一半，收入自然也就少了一半。除了苛捐杂税和柴米油盐等日常开支，家里几乎是一文不名了。父亲是当家的，自然清楚自己的家底。为了支撑起这个家，他从没有把自己的病当回事过，通常情况下都是忍受忍受再忍受，实在忍受不住了，他就会让母亲到鸡窝里捡几个鸡蛋，叫我去上学的时候拿上，到村里的代销点换成钱，再去药铺里买几粒“胃舒平”（现在恐怕已经没有这种药了），放学时带回来给他吃。很显然，父亲已然是自身难保了，又怎能下地干活呢？掂量来掂量去，姐姐最后主动提出来辍学，在家帮父母种地。因为没钱去县城的医院治疗，父亲的病一直断断续续害了将近3年，直到我读初中一年级下期的时候，才慢慢有所好转。等到父亲勉强能下地干活的时候，姐姐也已经辍学三年了。父亲有意让她继续去上学，可是，她还要从四年级——至少是五年级读起才行，姐姐觉得怪难为情的，就没有同意。当时我们那里地毯厂正红火，姐姐就进了一家镇办地毯厂，做了一名织女，一直供给我读完高中。从此，姐姐再没有踏进校门半步过。就这样，姐姐的文凭至今仍停留在小学四年级（肄业）上。
——为了我，姐姐永远地失去了求学的机会，这是我永远无法偿还姐姐的。
在厂里织毯子几年以后，姐姐和一个男子好上了。后来，忽然有一天，村上的一个头脸人物到我家提起亲来。那时我就想，所以会如此，八成是姐姐他们私下里早就谈得差不多了，找个媒人上门来提亲，说白了就是走走过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父母也都知道这个理，而且常说，闺女娃早晚都是人家的人。但是，具体到是哪家的人，父母肯定是要把把关的。为了弄清那男子的底细，父亲当然是狠下了一番功夫的。但是，最终的结果却叫他大失所望。这个男子是这家最小的儿子，父亲在他年幼时就已去世，“母亲还是个实腾腾的瞎子（此处引用的是父亲的原话，丝毫没有对盲人的不敬之意）”；家里住的是草房，晚上可以坐在屋里数星星；晴天还好，遇到雨天，外边大下，屋里小下。在了解这些情况之后，父亲是一百个地不同意，母亲也骂骂咧咧的，表示极力反对。但是，当姐姐表现出非他不嫁的决心的时候，父亲母亲都无计可施了。最后，父亲和母亲一起设下了一个“毒计”：如果他能在一月内拿来五千元钱，就答应这门婚事。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五千元可绝非一个小数目。爱情的伟力有时候真是惊人，没想到那男子真在一月内凑齐了五千元钱。父母只得兑现诺言，答应下来。没多久，姐姐就出嫁了。虽然如此，父母对这桩婚事打内心里还是有疙瘩的，因此，就连一根线都没有陪送给姐姐。姐姐出嫁那天，我正在学校上课，所以，我至今也不知道姐姐那天是怎样的一副表情。
这么多年以后，我终于渐渐明白过来，父母当时之所以会那样难为姐姐，一方面确是出于对她未来的考量，而另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是出于对我的未来的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