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12点，接到志港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他捎给我的梨放在城北某家旅店里，叮嘱我今日要及时去取，否则时间久了梨不新鲜，口感不佳。我在电话中问他在哪，他答已去赣州卖梨去了；问他几时能回，答是今日；嘱他回时路过城里打我电话，我们兄弟俩喝一盅。今日终是没有打我电话，想必是回乡下去了。
志港是我七八年前在乡下教书时的同事，省略其姓，直呼其名，是为显得亲热无间。说是同事，他却不教书，严格意义上说是他不会教书。他父亲是老师，八十年代末在讲台上病故，按当时的政策，身为长子的志港补员进入了“园丁”队伍，从此农民洗脚上岸，穿上了白衬衫。那时象志港这样补员、顶职成为国家工作人员（乡下把教师也当作国家干部）的大有人在，志港是最后一批，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捡到了一只“死鸭子”。
“死鸭子”是捡到了，可对于志港来说，要胜任教书这项工作也如老虎咬蓑衣，不好下牙，原因是志港没有多少文化。关于他是否有文化这件事上颇有些争议，有人说他算有文化，理由是他读过两个一年级；有人说他根本谈不上有文化，说虽然他读了两个一年级，可每次考试成绩都是个位数，读了也等于没读。比较而言，我更倾向后一种意见，因为志港每次在工资表上签名时，都很费时费力，作品效果却不佳，用我们批评字写得差的学生的话说，那简直不是字，而是胡乱堆了几根用来烧火的松子棍。
虽说那时在乡下小学对老师能力的要求并不很严格，我的同事当中象我这样受过专门教育的人还是少数，大多是民办教师转正或象志港这样顶编的，也有不少小学文化水平的老师，可象志港这般连自己名字书写都有困难的却还真是独一无二，无法胜任教学工作的志港只能屈为工人，在本来就地位卑微的教师队伍中就更显卑贱了。
农村人口居住较为分散，小学多则一两百学生，少则五六十人，又都是走读，早上来，下午回；老师也大多就住在学校附近，只在学校吃餐午饭，放学铃响就各自回家。
志港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给全校师生做饭，工作比较轻松。早上学生老师还没到校，只有一两个光棍年轻老师住校，三下两除二就解决了，晚餐留下来的仍是那一两个光棍，下课铃还没响，他的晚饭就给准备好了，夏天凉一两个小时不打紧，凉饭凉菜还没那么热，吃起来更爽口，冬天他也有办法，就把做好的饭菜放在热锅里保温，在灶堂里多添把柴，保温一两个小时也不成问题。
我是属于在学校吃餐中饭那个类型的老师，可有点不同的是，家离学校有三十公里，算是路程最远的老师，我原本在一所条件更好些的小学教书，调到这所学校来，有被教办的领导发配边疆的含意。也许是相类似的境遇，使得我俩惺惺相惜，工作之余聊得比较投缘。
志港长我七八岁，人长得“粗拙”（长相丑陋），可待人之心可谓火热。我因被发配的缘故，在学校里既没有办公室，也没有住房。虽然离家三十公里，不管寒风雨雪，每天只能凭着孱弱的身子骑着一辆破烂摩托车早出晚归，其中甘苦，待不言说。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在心中，那几年的艰辛也早已淡然如水了，唯有志港在冬日雨雪天气时为我开小灶烧的一堆堆烘衣取暖的篝火，仍历历在目，温暖如旧。
寒风刺骨的冬日，麻风细雨，一个孱弱的穷酸书生，一辆发动机奄奄一息的破烂摩托车，一件破不遮体的雨衣，颠簸三十公里，到达学校时，早已浑身湿透，抖瑟成一团了。每天的这个时候，志港必会为我烧旺一堆篝火，热情地招呼我烘烤衣服，取暖身子。那一堆堆篝火，伴随我走过了那年寒冬里的几乎每一个日子，温暖到现在，并继续到永远。
在冬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离开了那所小学，穿上了警服，成为了一名警察。从此以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同志港见面的机会少多了，或是在金梨、西瓜飘香时节，或是在红薯、竽头收获季节，都是志港从乡下来看我，给我捎来他在工余时间种的农产品，同我小饮几杯，聊聊平淡的生活，然后又匆匆回去，年年如此。
今年是志港第一来看我，带来的梨多汁甘甜，没能同他喝上一盅，心中未免平凭了几分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