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水的消息相传好几天了，村子里的恐慌气息越来越浓厚，凡是有人聚集的地方都在议论来水，想象临死时挣扎的那个惨景，社员无心上工，队长也不再催工。人们提心吊胆地走路，相互打听关于来水的确切消息，有的东张西望，用耳细听，仿佛远处已有轰然而来的巨响，仿佛这尘土的地面马上会冒出冲天的大水，把整个村庄都漂浮起来。

夜幕来临，人们不敢睡觉，仍然四处走动打探风声，竟如等待恐怖的到来，有点急切，也有点亢奋。有人口出狂言，自称不怕淹死，说天塌大家的，活多大不是死啊。朴素的平均主义，应用于分配灾难也这样恰如其分。其实，好死不如赖活着，大家都知道说不怕死是逞能的违心之言，满不在乎的表象掩饰不了内心的恐惧，这类话丝毫起不到自我安慰的效果。在这样黑的夜晚，好多人在一起谈论死亡，说者听者都是毛骨悚然，既便如此，人们还是聚在一起，相互安慰，共同的话题使人们产生了依依难舍的感觉，这种感觉在以前从来都没有过。孩子们夹在大人中间，一句话也不敢说，听大人们说死说活，他们心神惶惶想入非非。平静的生活忽然间闯进灾难的阴影，无情的传闻残忍地恐吓着幼小的心灵。这些天，好多孩子都变得胆小和听话，他们从大人那里听来消息，马上到小伙伴那里添油加醋地转述。他们亲眼看见大人们都在忙着防水，看见别家把成卷的白布撕开缝成大布袋装麦，就跑回家催母亲也快缝；看见别家用木棍和大缸做成木筏，就跑回家催父亲也快做。生命对于他们来说是最金贵的，他们最易于激起保卫生命的热情。如果他们的父母正在为保卫生命行动，他们就高兴；如果父母无动于衷，他们就伤心生气、大惊小怪，一赌气自己动起手来；如果父母仍旧没有反应，他们就气急败坏，无比愤怒；如果遭到父母挖苦或怒斥，他们就无比伤心、独自落泪，眼巴巴看着人家忙忙碌碌，自己家只好静静等死。

像这样无视生命的人家是不多的，而我家就是其一，我是那伤心落泪的孩子中的一个。

那时我11岁。在乡村，穷人家的孩子总能够随遇而安，我兄妹四个，父母招呼不了，我打小就跟奶奶住在一起。奶奶是旧社会过来的小脚女人，没什么见识，但有爱心。那几天奶奶总是搂着我的头说：“老天爷，把我淹死吧，留下我的孙子，他还没有享上福呀。”奶奶的泪滚落到我头上，把我的头发浸湿了。奶奶家有一只黄毛小母狗，挺喜欢与我玩耍的，此时它拜伏在奶奶面前，用它软而湿的舌头舔我的脚后跟。

“狗，啧－啧－啧－”奶奶嘬嘴发出唤狗的声音，它就站起来摇头摆尾地听候使唤。它的肚子很大，肚皮下突起一块一块肿了似的堆儿，那是它怀孕的乳头。狗已经怀了崽子，奶奶说再过五六天就要生小狗了。奶奶伤心地对狗说，“小畜生呀小畜生，老天爷降灾啦，这回谁来招呼你呀。”以前母狗“坐月子”的时候，奶奶总是细心地照料它，给它打稀饭，里面还放上红糖。

我有一个大伯，在他三十几岁的时候，我们这个大家庭太穷，大伯脾气又怪，他的女人（我大娘）领着孩子走了，一直没有回来。大伯成了孤身，只好跟着我爷奶过日子，他身边没有自己的孩子，就把我带在身边，当成他的亲孩子。大伯给生产队喂牛，疼牛，也疼我，人们都说，我是大伯疼大的。

连着几天，大伯和爷爷都忙着搬运粮食、绑木筏子，这让我高兴，高兴的同时又有忧心——我父母那里仍然无动于衷。

水来的前两天晚上，我父亲终于开始了行动。那晚我有疟疾发着烧，父亲把我从奶奶家背回去，我知道了父亲之所以不再犹豫，是因为传闻已然成真，先是有一个外出归来的人向人们描述看见了逃难的人群，接着有线广播对来水的消息进行了正式的通知，广播说，由于今年雨量不正常，什么河什么大堤决口，还有什么什么湖也决了口，几处的大水合到一处袭来，势力很猛，受灾面积已有几个县并且正在扩延，广大社员要尽快做好防水的准备。半信半疑的父亲一下子变得惊慌失措，母亲埋怨他，爷爷向他发了一顿火，他如梦方醒，不再抱侥幸的心理，带领全家人投入了紧张的防护战斗：把院里几棵相邻生长的大椿树据掉树头，在上面搭起高高的“床”，放上去铺盖和一些用品，这个设施成了全家人生命的希望。

那天晚上，我刚退了一点烧，就晕乎乎地帮父母推磨。生产队分的一点麦子是留着过年用的，现在生命危急，父亲说，万一死了吃不上有点亏，决定破费一回，磨上30斤麦子改善生活。父亲的决定让全家人都很兴奋，两个弟弟也都喝彩，但他俩年龄小，喝彩之后就睡着了，我在家也算个劳力了，要参与磨面的具体行动，推磨到半夜，出了第一道白面，母亲按常规要把麦麸皮放到石磨顶上弄第二遍，我已虚弱不堪，建议说：“就弄一遍吧，都快死了，别太累。”没想到我的建议立即得到了父亲的赞成，我们停下推磨，母亲挖一瓢白面做油馍，夜里我们动了油锅，油香漂在空中，竟然有一些喜庆的味道。油馍做好了，弟弟被从梦中叫醒，全家人一起吃得很开心，好像过年一样。我胃口不好，只吃了一小块油馍，是父亲逼我“强吃”的。母亲继续做馍，她一边烧锅，一边翻锅里的馍，在她脸上我看不出是忧郁还是快乐。喜庆是瞬间的，空气总归是沉闷，在闷闷的气氛里，仿佛这一顿吃是为了与生活作永远的诀别。

第二天，我的身体暂时好了一点，水仍没有来。政府组织抗洪，全村的青壮劳力都上“杨脖子”那儿去筑大堤，村里留下小孩、妇女和老人。恐惧的消息既然已被证实，人们的思想反倒安定下来。虽然绝望的感觉紧压着心绪，但人们都在为保卫生命而奋斗着，在寻找希望的同时，也准备好了死，并尽可能在死之前保持快乐。在贫穷的乡村，能吃上好吃的是最大的快乐，村民迎接死亡体验快乐的唯一方法就是吃，没有任何人下任何命令，吃，吃好的——成了全村人的集体行动。“会过”了一辈子的主妇们，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放开手脚，让全家在吃的方面过了一回瘾。生命都没有了，东西还留给谁呢？庄稼人终于明白了。

村里飘着油香和肉香，但是我相信，这些好吃的东西并没有显露出它固有的好味道。

到了下午，奶奶叫我守在她身旁，她已经两天很少吃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