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自远古时代开始，为了生存，需要与自然抗争，于是“对抗”这种基因就根深蒂固地在人类身上不断复制遗传，其间非对抗的东西在这种强势基因的面前，显得非常脆弱，不管什么民族、宗族都是如此。我们暂且不去谈论久远的人类历史，就说说昨天和今天关于人类的故事。20世纪的一百年是一部浓缩了人类血与火的历史，一、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遍及欧亚非，其后的朝鲜半岛、东南亚半岛风云变幻，整个二十世纪人类伴着隆隆的炮火声度过。此起彼伏的战争“对抗”一直是人类历史的主轴。新的世纪肇启，看似发展与和平是主流，我以为这是自欺欺人的话语，中低强度的战争对抗依然，而另一种形式的“对抗”比之战争这种形式更加残酷阴险，我谓之看不见的战争，货币战争既是。就在昨天，美国持续的主权债务加速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出台等于是向全世界宣战，“货币战争”爆发了！不到一日，全世界的股市一片惊慌，恍惚世界的末日到来。为什么？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从平面到球面、再到太空层面，尚不足于说明人类高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我”这种人类的局限，“我”这种动物对世界的认知一直停留在自我设计的天空中，所有的物质化的东西都放到时间这个舞台上晾晒，没有永恒！开始就是结束。人类的智者确实提出过“无我”的理想化模式，但无奈对抗基因的使然，动物本性的使然，所有放弃都是一种酒话，不足信也。可能“我”这种东西还要在“对抗”这种习以为常的模式下继续前行，奢论发展的话题，继续着“与人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天斗，其乐无穷”的生活状态，这或许是一种高昂的标志，但愿吧！如果“我”舍弃现在的灯红酒绿，红尘滚滚，也的确纠结，是内心痛苦的挣扎，说来说去，凡夫俗子一个。
人类最初因为生存的需要，和大自然抗争，随着时间的流失，把和大自然的抗争不自觉地转向别处了。在《超越时空》这本书里，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印度）与著名物理学家大卫?博姆（美国）有一段对话，博姆：“你知道，原始人和大自然奋斗时，必须克服自己的弱点，必须变得非常勇敢，否则就无法战胜困难。”克里希那穆提：“是的。因此我们的心智就在这样的模式下被局限住了？”这里的模式是一种定式化的东西。我们一直尝试不断创造新的模式，来取悦自己，就算是取悦自己的对象，也还是为了取悦自己。久而久之，模式化的思考，模式化的生活占据了“我”的CPU，噢，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拷贝复制周而复始吧！
“对抗”这个词不仅限于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尤为突出，国家、集团、民族、宗族、家族，都是在“对抗”中诞生和消亡。比如我们说到的一对新人天作好合，是没有缝隙的关系，岂然，一旦反目，所谓爱之深、恨之切，全然忘记当时的甜甜美美、欢欢喜喜、快块乐乐、长长久久的爱情誓言。因为“对抗”发生在人与所有与之的关系对象上，就此提出一个老掉牙的问题：人活得幸福吗？人活得快乐吗？纵观人类历史，人类的“对抗”活动占主体，几千年来一直如此，我所说的是人类这个物种，不是个别、少数的另类以其它人的苦难为幸福表征的那些国家、团体、乃至个人。叹憾世间人和事，苦难辛酸居多，也就对期冀的美好多了一份热盼，是不是所有的准备、跋涉都是为了那个希冀的美妙作铺垫的，这个问题困扰“我”，也让《超越时空》的作者纠结。
前段日子到宁夏银川开会，顺便去看了贺兰山岩画，岩画是距现在3000年至10000年的古人所作，一幅岩画刻画了与天地沟通的图面，非常简练的笔法，在人头部顶上刻画一条指向天空的线条，这是原古人对未知世界非常朴素的认知。反观现在，人在进化的过程中，由简单而复杂，比如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高楼万丈平地起，又高又尖的高楼如把把匕首，直刺天宇。早期古人不管是受制于技术、抑或是物质条件的限制，敬畏自然的心理，维持了与天地万物的平衡关系，那么现在我们由过去的敬畏自然到与之对抗的所谓进步，是“我”这种动物变得异常强大，而可以无视所有吗？直刺天宇的建筑，想表现什么，是想与天宇交流？还是想俯视众山小？全然不知。人类将“对抗”这种基因不断遗传变异，在人类的意识与物质的活动中，不断释放这种能量，今天在这个世界，俯首拾遗，“对抗”亦然是人类主流的价值趋向。
“对抗”的未来是什么？最近也看了刘哲昕的《法制与文明》，这本书想讨论的是关于中国未来法制和文明的问题，作者从中西方文明发展进程的比较研究开始，以中国文化大一统的主流意识、地域特征等方面着手，也对西方文明起源于城邦、形成商业特点的契约文化方面分析，通过比较梳理历史繁杂迷离的文化特质，探讨我们未来路向何方的大问题。我这里不对刘先生的观点品头论足，只是摘检其东西方文化对立的现象谈点自己的看法，中国文化里的确有糟粕所在，鲁迅、柏杨等诸多先生们对自己的文化糟粕多有震撼之言，但就中国文化秉承的儒、释、道之文化根本来说，应是世界上相对最温和的文化之一。中国近现代时常像一个在某个大家里庭里不受待见的孩子，无论如何做，都不能得到认可，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在中西文明的大碰撞的时代（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时代），在激烈的冲突“对抗”中落败了！由此中华文明受到内外的质疑声声入耳，二十世纪初的一场“五四运动”如疾风暴雨，对我们自身文化的否定甚嚣尘上，其后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因为“对抗”的失败，归罪于文化，这种思维逻辑正常否？这里暂且不议。可见“对抗”不仅仅是物质的对抗，在意识形态方面更加激烈残酷。刘先生对中西方历史作过分析后，继续拿三个中华文明民主与法制化实践样板，新加坡、香港、台湾来说明中华文明吸收了新的文明后，现在和预期的发展如何？由此刘先生提出了一个以中华文明为基础，融民主和法制要素，构建一个和谐之中国的想法，刘先生想表达的期望是美好的。我们近现代主要的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外敌抗衡的矛盾，以后“对抗”的主要矛盾亦然不排除对外抗敌的事实，但随着民主与法制化的进程加快，我以为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如何战胜自己，让自己在自我“对抗”中壮大，有与外邦和谐相处的资本，是矛盾之所在。在与自己的“对抗”中，其内心的煎熬是一个必然的心路历程，过去我们的文化中，“对抗”多发生在合—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