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文坛上有很多流芳百世的人物，登峰造极的被尊称为“圣”，比如孔子、孟子，比如杜甫。但是，我对这样的一些圣人都是敬而远之的，因为在他们身上我闻到了政治功利的酸腐气息。且不说孔子与孟子是如何不辨君王贤明与否，态度如何的四处游说，单让我回想当年追着孔子车舆高唱“凤兮，凤兮，何德之衰”的楚狂人，梁国几代拒绝孟子“仁政”提议的君王，都会对孔子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发出慨叹。我想，当孔子听到那首《凤歌》之时，脸上一定还是会露出一丝羞愧之色吧；而孟子唾沫横飞地宣扬自己思想却如对牛弹琴之际，他的心情一定也是很郁闷的吧。可是，他们真是勇者无敌啊，拂去脸上的尴尬，丢开心中的不快，仍然不屈不挠地继续自己认为最神圣的工作。而当孔子终于“以司寇摄行相事”七天之后，就杀了一个名叫少正卯的“鲁之闻人”。正是这一杀，让我们看清了孔子圣人清高之后的功利嘴脸，因为少正卯令“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在鲁与孔子并”，成为他仕途上最大的敌人，高升时最大的障碍！
回头再来看杜甫。由于出身在一个官宦人家，接受的也正是孔子的一套儒家学说，所以在仕途上也是忍辱负重，甚至愿意“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被安史之乱的叛军俘虏，好不容易逃出，首先想到的不是望眼欲穿的家人，而是寻找逃窜外地的皇上。几经波折见到皇帝，也只不过做到一位官至八品的小官，还要沦落到“麻鞋见天子，衣袖见两肘”的地步，而妻子蓬头垢面，儿女无衣无袜的境地又是如何让人心酸！到最后，也只是成为皇帝控制中央集权的一件牺牲品，最后凄惨地死在破船上。其实作为诗人，无论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骨子里都是有着不安分的本质的，杜甫又怎能例外？所以即使做官，杜甫也是不快乐的，面对繁琐枯燥的公务，“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既然如此，又何苦“贷与帝王家”呢！
还有屈原。他是《楚辞》的开山老祖，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爱国诗人，甚至于我们国人把他作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但是，鲁迅先生也说过：“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帮什么忙？自然也是步入仕途后的大展拳脚。一旦被君王所弃，便只得投江自尽以明志。还有唐伯虎。那自诩为江南风流才子的翩美男子，那流传千古的“三笑点秋香”的奇缘，令后世多少晚辈仰慕不已，又有多少文人发挥想象，将唐伯虎塑造成潇洒看尘世，无意惹尘埃的脱俗士子。可是真实生活中的唐伯虎呢？他在《梦》这首诗中写道：“二十余年别帝乡，夜来忽梦下科场，鸡虫得失心尤悸，笔砚飘零业已荒。自分已无三品科，若为空惹一番忙，钟声调破邯郸梦，依旧残灯照半床。”可见梦中他都为功名担惊受怕，无法拥有一个美梦。而历史上与他们异曲同工的还有王安石；还有白居易；还有辛弃疾；还有柳永；还有……
了解诗词文赋背后的文人们，了解洋洋洒洒、风流倜傥外表下的文人们，竟是如此的惊心动魄。那些曾经令后人崇拜不已的迁客骚人，一旦脱下华丽的外表，在政坛上竟如同跳梁小丑一般，卑微，谄笑，人格一下子如吃了豹胎易筋丸一样，缩成一团，矮小，臃肿，让人不忍卒读。“学而优则仕。”但文人为什么一定要进入政坛不可呢？尤其是诗人。这本就是两条平行线的职业，想要都涉足，又想两者都做好，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而文学一旦沾染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则必定不能跻身于优秀行列了。正如邹纪孟先生所说：“文人要有变幻莫测的想象力，起伏不定的情绪，爱憎分明的感情，敏感纤细的神经；而政治家则应该脚踏实地，沉着冷静，喜怒不形于色，爱憎不显于言，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尸骨积于野而无动于衷。……所以我们看中国历史，大凡超一流的文人，在政治上很少有成功者。”文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抢着饮下权力这杯鸩酒，这正是他们的悲哀。
（二）
恩格斯曾经这样评论歌德：“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其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这样看来，诗人就是天才与庸人的综合体。他们的人格存在分裂，他们的情绪才能够大起大落，也才能拥有一份激情，一份对生活不同的感悟。诗人都是孩子，任性，不计后果，反复不定。因此，潜意识里，一些诗人对于功利的追求也是一种率性而为，一种孩子般的狂放和完美理想主义，他们和前面所提到的文人又是有着根本上的不同的。比如李白。正是他的率真而行，才成就了唐诗的颠峰之作。
古往今来，多少人爱极了李白，一直像如今的追星族一样四处寻访李白的足迹。我相信，这些人一定是爱他诗中的张狂与豪放不羁，爱他非凡的想象，爱他人性的豪爽与坦荡，更爱他这一份率真。李白就仿佛一个心思纯真、毫无心机的孩子，因而喜极会“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倔极会“天子呼来不上朝，自称臣是酒中仙”，狂极会“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愁极会“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豁达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动情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狂放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闲适处“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他的喜怒哀乐就是如此真实，让人怜爱，让人心疼。这样一个立志“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的李白，即使在求仕途中偶尔做过一些应酬诗文，无非也是一种游戏的方式，他对于功利没有真正的认真和钻营，否则又怎会在天子面前如此放肆，令后人有了令高力士脱鞋，命杨贵妃研磨的佳话？官场上的游戏一旦腻了，他还是那个真实的李白。
同时，更值得我们欣慰的是，还有不少的文人墨客拥有着人格的魅力，赢得了后世更多的敬重和瞻仰。苏东坡便是其中的另一位佼佼者。
有着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苏轼在官场上可谓是命运多舛，多次遭贬，一直贬到海南，而“乌台诗案”几乎让这位耿直的诗人丢了性命。面对这样的官场，苏轼清醒而又冷静，认识到了文人与政客之间的矛盾，对自我有着深刻的反省：“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因此很多时候他低调，他知足，他学会取舍，他懂得珍惜。他为了逃避官场的纷争，主动多次要求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