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读《史记》都会被豫让的忠心所感动，可以说豫让刺赵襄子的故事是非常有名的，可是我对其中有些地方还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豫让刺赵襄子的故事，首见于《战国策•赵策》，复见于《史记》，但是我在读《资治通鉴》的时候确奇怪的发现司马光在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删去了两个部分：一是删去了“豫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雠（通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以及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二是删去了“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原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雠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大义之，乃使吏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
说到司马光的删节，我认为这正是这个故事最重要的地方，第一处删节我认为是因为司马迁认可豫让的忠心，但是不认可豫让忠心的对象——智伯。第二处删节是司马光为了突出君权的神圣而删去了。司马光为了突出赵襄子作为一个统治者的精明和机警，同时也为了维护人臣不得犯上作乱的信条就避开了豫让谋刺的动机也不给豫让形式上报仇的机会。另一方面，为了体现一个“忠”字司马光还是记录了这个事件。
我们说为人处事自然要真诚和忠心但始终也得看对象，据《战国策》记载“豫让，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说，去而就知伯，智伯宠之。”在豫让看来，旧主人中行氏没有重用自己，但是与中行氏不和的智伯却非常重用他，这就是他心中的知己，但是如果说因为有恩于我，就不辨黑白的效忠，这就不免有点愚蠢。豫让的主子智伯，他的死是因为他自己虽然才能卓著，但是人品低劣，他曾经说过：“将难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意思祸乱全由我掌握，我不制造祸乱谁敢兴风作浪？而他又不听谋士智国的劝谏，所以必然不能长久。
但是如果说豫让是一个完全愚忠的人，又显得有些过分。因为豫让并不完全的愚，他待人处事确实也有明确的标准，对于报仇的事他并不听信友人的建议，他的朋友告诉他说你才能卓著，如果你去侍奉赵襄子，他一定会器重你，你就可以接近他，偷偷杀了他也就容易多了，而豫让却是一个襟怀坦荡不搞阴谋诡计的人。
说到底豫让的悲剧，我认为在于他只从个人思想出发而不从大节上去判断是非，既然智伯是小人，他的失败又是咎由自取，那么为他报仇实际上没有意义，为这样的人去死，自己其实也就不太值得了。
其实古往今来的人类社会，忠不会过时，但要忠的明大节，否则只能造成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