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小丛的人都会留有这样的印象：矮墩墩的身材，黑黝黝的脸膛上镶嵌着一双大眼睛，朴素的外表略透出山里人的纯朴与憨厚。
刚下窑那天，领工的黑猫就笑呵呵逗他说：“小丛，从今天开始你就叫我姐夫吧，你当了孩子他舅，咱们就成了亲戚，以后干活也有个照应，咋样？”小丛瞪眼瞅了瞅黑猫，瓮声瓮气地回了句：“去你娘的，我还是你姥爷呢！”这话引起黑哥们一阵哄堂大笑……此后，“姥爷”就成了小丛的专用名字，全井上下不管年老的还是年少的，见了小丛的面都称他为“姥爷”。
据说，丛“姥爷”出生在一个偏僻小山村，十岁时父亲病逝，十五岁时母亲又身染重病，为给母亲治病和供年幼的弟弟读书，他在人们的叹息声中辍学了，他放过牛，去过砖瓦厂，还在城里的建筑工地当过小工，二十岁那年，他听说煤矿招农民轮换工，就辗转到矿山当了名井下掘进工。
他性格内向，不善言谈，也不爱笑，每天下井后就知道闷头干活，干完份内的再帮别人去干，弄得脸上黑一道白一道的，看上去和个“泥猴”似的。班中休息时，窑哥们用粗野下流的话大谈女人时，他也是躲在煤帮上静静听着，从不插言。有时，那些爱搞恶作剧的人就趁他不注意拿小煤块砸他帽头一下，他习惯性地抬头瞧瞧顶板，又悄默声地挪动到另一帮去了。惹得窑哥们一阵哈哈大笑，沉寂的工作面也充满快活的空气，在欢笑声中人们又投入到紧张忙碌的工作中去了。
一天上夜班，我班延溜子，因绞车没到位，溜子皮又距掌子面一百多米，班长命令每俩人一组抬四块，一些体质好的人马上结成组，只剩下我和“姥爷”，我冲他苦笑了一下。“就这活，常干！走，跟我去抬！”“姥爷”说完找了个长铁棍冲了出去，四块溜子皮抬下来，我已力不从心，瘫坐在帮上直喘长气，而“姥爷”却没事似的又去扛链子，此举让那些窑哥们对“姥爷”刮目相看，有人指着机尾轮逗他：“这个你扛得动吗？”“太轻松了！”说着他憋口气真扛起来走了，窑哥们服了，用黑手抹了下脸上和着煤面的汗水呲着白牙说：“‘姥爷’，看不出你还真有二下子呢！”“三下子呢，到百米井下丢了一下子。哈哈哈……”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姥爷”这样开心的笑。
96年10月，我们用掘进机在326工作面抢采场，当人们热火朝天会战时，掌子里有了淋头水，就像那不开晴的连阴雨，上边滴达水，下边常流水，窑哥们边“淋浴”边干活，连裤头都是湿的，一时间，掘进工作陷入了困境，有人干脆不上班，有人躲闪在没水的地方指手划脚，只有“二姥爷”坚持上班，且在水大的一帮扛棚子、挖柱窝、背木柈。
一天，变电所临时停电，人们撤到安全地带后，工作面的水泵被泥淤死。送上风电后，人们进去一看，齐腰深的水眼看就要淹机组了，在这紧要关头，傻乎乎的“姥爷”二话没说，脱光衣服跳进水里捞出水泵开始抽水，保证了队里的正常生产。
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那惊心动魄的一幕：那天我们一班人正在掌子头架棚子，忽然听“姥爷”从身后雷鸣般吼了一声：“快跑！来了！”（井下人管冒顶叫“来”）人们随着喊声往外跑，这时只听身后轰隆一声，掌子面冒落了，矸石堆得像小山一样……吓得人们面面相觑，都惊出了一身冷汗，呆呆地愣了一会儿，死里逃生的人们上前和“姥爷”紧紧拥抱在一起……
那时，我们都住在矿上统一安排的单身宿舍里，吃着大食堂的饭菜。“二姥爷”平时就打几个馒头啃咸菜，很少吃炒菜。有时人们也劝他说，“煤黑子”挣钱不容易，得对得起自己的肚子，该吃就吃点，“二姥爷”听后莞尔一笑，依旧我行我素。过着他简仆的生活。
自命清高、愤世嫉俗的我成为一名窑哥后，生活很悲观，总认为人生没有意义，贫穷孤寂，奔波劳累，不顺心的事随时发生，于是我就过起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每月领到工资后就到饭店喝得是一塌糊涂。到了月底我早已是身无分文，甚至连馒头都啃不上了。而这时，“姥爷”都毫不犹豫拿出些钱来周济我，帮我度过难关。
94年9月的一天，我下班后接到家里的电话说，父亲突发病住进医院急须手术治疗，但日前医疗费还没着落，手头没钱的我当时有点懵，在我万分焦急之际，“姥爷”出现在我面前，拿来了他的存折领我去银行支取，还说了许多安慰的话，我深知这钱是“姥爷”平时口掐肚攒抠出来的，准备给弟弟上大学用的。我再三推辞，他急了说“这是我借你应急用的，你下月好好上班，发了工资还我不就得了！”说完，还是塞给我就走了。那一刻，一股温暖烘烘的热流在我的心中涌动……
97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矿上推出了减员提效、增收节支的举措。决定辞退所有的农民工，虽然矿上也预备了几十个转正的指标。但最终，没有任何背景的“姥爷”还是被列进了辞退的名单。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九年的矿山，回到他的家乡去了。
后来，在窑里人们只要一提起丛“姥爷”，我的心就无法平静。在我人生漫长的情感经历中，消失了许多熟悉的面孔，增添了许多陌生的面孔，唯一震撼我心灵的就是——“丛姥爷”。
自从他离开矿山后，我们也就失去了联系，十几年的时光悄然滑过，也不知他在农村老家生活得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