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疆壮乡。
夕阳落到枫树岭下去了，天边的红霞染得枫树林似一片火海。招郎村淹没在火海之中，白墙红叶，当中夹杂黄绿相映。登高远眺，颇有点诗情画意。
农村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已实行八年，招郎村的人们，过去两个嘴角往下垂，十足的苦脸相，如今不少人嘴角往上翘，还陷下两个小涡涡，涡涡里边仿佛灌满了蜜，时时象在抿嘴而笑。当然，最好的草场也有瘦牛。同样，最富的村庄也还有困难户。
秋收不象春种夏收那么紧张。太阳刚落下枫树岭，人们就陆陆续续收工了。往夜收工，没电器化的人家，赶吃赶洗到文化室去看电视。而今晚收工，各户的当家人，却三三两两聚集到梁明的家。
原来，人们在田垌秋收，休息时凑在一块议论：实行大包干责任制，第一二年产量近翻番，第三四年继续又增产，第五六年产量还可以，之后，有时增有时减。本来，农业是露天工厂，相当程度还受大自然的支配，年增年减不足奇，可是它不是减在天灾，而是减在新的矛盾之中。
韦伯是个怕事的人，小孩爬他后园的果树偷果，都不让老伴叫喊，生怕小孩跌下树，而是扛楼梯到树下：“你们下来，每人给摘两个，以后别再偷了！呵？”现在他居然敢在众人面前议论，廖勇为给那边山脚的七分田灌水，破例开了果郎水库的水闸，漫了三条水沟一条河，水才流进他的田。他一带这个头，别人也跟着开。这样一来，果郎水库的水，七不打八就干涸了，这是打烂大船拣铁钉——大家死！得找梁明召集大家，订个村规民约才得。
“村规民约顶屁用！”林光用夹杂着白话的口音说：“先前大家不是推选了管水员？管水员劝他不要开水，他说水库是大跃进时大家做的；现在各家各户大包干了，哪个用不得！干脆，搞联合承包还好，各家各户增人减人，不用调整田地，水利也没这么鸟麻烦。”
是搞联合承包还是订村规民约，大家议而不出个名堂，决定晚上聚梁明家商议。
梁明，四十一二岁，中等个子，习于沉思，给人精明稳重之感，是“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他因家庭出身地主，希望在读书上找出路，下了苦功，各科成绩在班上都名列前茅，因那时升学只是讲出身不看成绩，当然不能上榜，只能回乡生产，他痛恨父母在旧社会的剥削罪恶，愿从思想上划清界限，主动靠拢贫下中农，却被一些人说是假装进步。更使他难受的是，其父母亡故，竟通知他参加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会。他想向干部询问是否有这政策，又怕被说是为家庭翻案。他为摆脱这一处境，忍着离乡之苦，到邻县枫林村（现招郎村）一户贫农家上门入赘，希望自己和子女脱胎换骨。他到了枫林村，埋头生产，与世无争。晚上若不开会，就在煤油灯下看书。大雨出不了工，就在家或是村里帮人做木工或编竹器。他不敢有奢望，只求能吃饱穿暖的安定生活。这些最低的要求，在“文革”中还被说是削尖脑袋钻进贫农队伍里的“阶级敌人”，“妄图搞和平演变”，把地主出身的帽子重新给他戴上，成为村里各项政治运动的重点批斗对象。幸好他的妻子及其父母，都给他安慰和开导，才免去短见之念。一九七九年摘帽子（他本人不存在摘帽问题），从此，他十分珍惜他尽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每次开会，他都准时到场，并堂堂正正的坐在群众中间，听他该听的报告（哪怕是生产队长的讲话）。做他该做的事。他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尊重，他更尊重别人。他在大包干责任制中劳动发家致富起来了，也不忘扶助贫困户共同富裕。这些使他受到全村大部分人的敬慕。
血红的晚霞渐渐黯淡，山谷中升腾起雾霭，渐渐扩散，渐渐凝结，渐渐浓重。天边的月牙，给山川林木镀上一层银灰色，使得一切景物朦朦胧胧。那天上的星星，眨巴眨巴的，像少年儿童的眼睛，在窥视这既古老而又发生着变化的招郎村，在偷瞧着人间稀奇古怪的世事。
梁民一家老小七口，围着半边桌，在半明半暗的银光灯下，一边吃喝一边看电视。他为了让这个古老的、天一黑人们就上床睡觉的村庄，享受一点现代文明生活，个人出资购买了几百本农科书籍及文艺读物，还买了一部十七寸的黑白电视，办起一个文化室，并让大女儿小英尽义务。小英急急扒了两碗饭，便匆匆的到文化室去了。
月牙爬上树梢，村里用那大鹅卵石铺造的巷道，在月光下显出一个个昏黄圈圈。人们穿用麻绳做人字耳的木屐，嘎嘎嘎的踩踏在那一个个凸起的昏黄圈圈上，走得那么平稳持重，那么自如。就是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人们仍能摸黑踩踏在那凸起的卵石上。奇怪的是，穿着皮鞋或是胶鞋布鞋走往，发出轻微哧哧声反而引起狗儿的狂吠。好象这些声音是本村和外地人的区别所在。
廖勇吃饱了饭，坐在门墩上抽烟剔牙，看着人们嘎嘎嘎的来来往往，有去文化室的，也有从文化室那边走过来的。他一想到文化室，不禁勾起心头的隐恨——那是一九六六初，梁明刚来村子上门入赘后的四个多月。梁明觉得房子太古老，又阴暗潮湿，给门墙和后墙开了窗，让其通风透光。廖勇的大门刚好对正梁明的后墙。廖勇觉得梁明开的窗口冲了他家，不吉利，于是在距窗口不到两米处舂起几板泥墙，“隔凶化吉”。梁明不懂这些事，见寝室的窗口被堵死了，不几天又升起一层楼，同样开了窗，以作简易书房。廖勇见这情景，觉得梁明有意与自已作对，想把隔墙升高升不了，觉得自己是枫林村的正宗子孙，竟被一个外来的“上门狗”欺侮，刚想发火动武，碰上队长劝阻，说文化大革命正要批判“四旧”，他最后只好忍气吞声，修整自已的大门歪向一边。后来每每看到这个歪门，总觉得是向“上门狗”低头，“文革”中批斗梁明，他也踢过几脚出气。农村体制改革后，偏偏“上门狗”劳动发家致富起来，不但买了手扶拖拉机、打米机、粉碎机，还买了电视机，这真是使他既眼红，又眼馋，心里又忌妒又恼恨。现在又出资办文化室，廖勇觉他在拉拢人心，其中肯定想搞点什么阴谋。尽管梁明多次主动想同他廖勇搞好关系，他觉不予理会，因此邻居隔墙如隔山，从来不到梁明家看过一次电视，也不沾文化室的边。不但他不去，还不让慢嫂和孙子孙女他们去。慢嫂和孩子们不懂前辈们的事，也不理前辈们的事，起先是背着去，现在明着去，他也无法。
深港传来韦伯劝阻覃木的声音，“你什么都不懂，回去回去！”
覃木是韦伯的上门仔，脑子迟钝，行动笨拙，平常做工，要家人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