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口头上是绝对提倡“人生来是平等的”，但在实际做法上，却很难做到这一点，城乡差别扩大就是其突出的一例。
20年前，我是在县城里读高中时，第一次领略到农村人低人一等的滋味。在整个高中期间，县城里的同学很少与农村的同学交往，更谈不上成为知己的朋友了。县城的人与农村的人有矛盾，他们往往会肆无忌惮地辱骂农村人的土气，什么“乡巴佬”，什么“农民就是脓包之民”等等。在相互对骂的过程中，农村人或许因低气不足，往往会败下阵来。性格暴烈的农村同学，就放弃“君子”的雅名，动起手来。（如今在县城里读书的高中生，城乡之间的感情隔膜要淡薄得多了，在经济潮流面前，许多人的价值观有所变化，他们不再以城乡的户口籍贯为主要标准，而是以家庭的财富、个人的学习成绩、性格等等，作为交友的主要因素。）每个暑假过后，大多农村同学因在家务农，原来白净的脸蛋都黑了许多，而城里的同学依旧白里透红，加上有时代气息的服饰，就更加有优越感了。怪不得有农村同学说，下辈子就是做狗，也要生在城里，最少吃骨头也能吃得多些。有个西方哲学家也说过，生在农村本身就是不幸的。
尽管国家一再强调对教育的重视，尽管国家早已把“九年制义务教育”纳入法制轨道。但是，由于人为的因素，导致国家的教育资源的配置严重失衡，尤其是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绝大多数农村的学校与城里的学校相比，正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样，相差悬殊：不要说学校破旧得多，教学器材少得多，就是教育的灵魂（教师）的收入水平也往往有天壤之别，从而更加剧了农村的优秀教师涌入城市或发达地区。加上贫困以及读书费用的增加，农村的失学的儿童和青少年为数不少。据报道，“目前中国有8500万文盲，90%在农村。因教育经费不足，文盲人数上升。”贫困、愚昧总是与教育的落后结为患难与共的朋友，对农村教育的冷落，很难从根本上发展农村的经济，反倒造成恶性循环。
在许多干部看来，要在地方上留下“政绩”，投资于农业生产或投资于教育，是吃力不讨好的做法，只有“傻瓜”才会去做，道理很简单，因为投资于农业和教育，其“政绩”很难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县城的建设、工厂的建立，却能迅速成为干部们向上炫耀其“政绩”的资本，也是他们得以高攀的依据，尽管许多是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但这一做法却总是行之有效。古朴的农业、神圣的教育难以发展，似乎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要使农业、乡村教育发展，没有国家的大力投入，没有完善的和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没有制定对地方官员科学的考核标准，就没有必要去侈谈农村奔小康的事。
农产品与工业品的价格剪刀差，长期以来困扰着农民。许多农民在土地上起早摸黑，也难以缴费送子女上学读书。也许正因为这样，尽管明知在外打工，往往要受尽老板人格上的侮辱、体力上的虐待、工资上的克扣，但他们为了最基本的生存，他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农民有许多无奈，城市的管理者却又制定些“民工要办暂住证”的规定，有人反问，为什么城市人到农村就不用办理“暂住证”，难道农民各个都是嫌疑犯；国家颁布的《劳动法》，对于私人企业克扣民工工资的处理办法，只是规定老板要发回民工工资，并象征性地罚款，这似乎鼓励了老板们克扣民工的钱。面对这种情况，多数民工忍气吞声，极少数则铤而走险，干出些绑架等违法的行为来达到目的（拿回工钱），还有的则用跳楼的危险方法，以引起社会的关注，从而达到目的。但这一些做法并没有使国家制定出更有效的措施，来制止克扣民工的血汗钱，反而有城市制定了针对民工的法规，规定：凡是采用跳楼自杀的方法来追讨工钱的民工，要被绳之于法，因为他们干扰了社会正常秩序。他们制定这些法规可谓用心良苦，但他们为什么不去制定法规，处罚造成这类事的元凶呢？改革之前，我们用“极左”的思维来看待富裕者，难道改革后，我们就要用另一种思维来看待贫穷者？
在许多文艺作品里，农民的形象往往当成被嘲笑的对象，或者对他们的困境视而不见，却过分夸大他们的幸福、美好。而不是像鲁迅先生描写“祥林嫂”、“润土”、“阿Q”等农民形象一样，在客观地暴露他们不足的同时，也在给予他们深切的同情，注入更多的是人文的关怀。焦国标先生在《农民的两个刻板形象》一文中说：“相声里的农民基本没有难受者形象，而多半是小丑、小赖、小孬的形象。”“那些室内电视剧里出现的农村小保姆、民工、进城来的农村亲戚，一律都是滑稽可笑、佝胸偻背的角色。”
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理解，在目前的国情下，肯定无法实现的，就连城市的社会保险体系也存在许多缺漏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我们不能因为城市还不完善，就不考虑农民的社会保障。我们可以从某方面，或从部分地区，或从部分农民中进行。焦国标先生说：“目前的国情国力难道比毛泽东时代还差吗？毛泽东时代在农村推广合作医疗是有效的。”这说明，许多事情并非不可为，而是我们没有用心关注。正如有些人借口中国民众民主观念淡薄、文化素质不高，反对民主选举一样，而偏偏在受教育最低的农村，首先出现了基层民主选举，并且还搞得有声有色，尽管存在许多不足，但它确实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幸运的是，在“党的十六大”上，把解决农民的问题，当成是国家发展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愿，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看到，农民的子女也能像城里的子女一样，从幼儿园开始，就可以接受正规的教育；“民工”应该称为“劳工”，与工人一样，不再受到歧视了；减轻农民的负担不再只是文件而已，而是能使农民微笑面对生活的举措。
关注农村的发展，就是关注中国的发展，离开八、九亿农民来谈中国的发展，无异于纸上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