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名臣李鸿章认为，当官是最简单的事情，一个连官也不会当的人，什么事也难以做成。这话，我有时信，有时不信。每天看书看报看电视，看耳目所及的无数上大人官场得意，叫你不信也不行。但也有一些不会当官的，例如陶渊明，他当了八十多天的县令，显得是那么的沉重郁闷而不得不辞职。要知道，那时的“县令”即是今日的“县长”，拿时下人的感觉，早就有“普县之下，莫非吾土，率土之滨，莫非吾奴”的味道了。
公元四百零五年的十一月，时任彭泽令的陶渊明把官印挂在县府大堂，欣然归隐，没有写辞职报告，没有和家人朋友商量，悄没声息地溜了逃了，成为中国历史上从官场自主逃跑的第一人。陶渊明的逃跑，既不同于许由等人拒不就职而隐去，也不同于张良等人预感危险而归隐。陶渊明是自主自为的，没有留恋，没有遗憾，也没有痛苦。
陶渊明辞职的原因，萧统作《陶渊明传》说的是：“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陶渊明自己也有说法：“及少日，眷然有归软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之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归去来兮辞序》）但我认为，陶渊明的辞职，是他满胸怀的不合时宜和无可奈何所致。
自古以来，为官有合乎时宜的“为官之道”，取官有合乎时宜的“取官之道”，即所谓与时俱进随波逐流吧，否则半官莫为半官莫取。一个人的价值观、人生观若与时代格格不入，或厚古以薄今，或砥柱以逆流，或超前、或超后，不是被时代所淹没，就是自绝于时代，唯一一途就是隐逸于时代末流之一波。美国人沃尔福威茨因“女友门”事件辞去“世行行长”职务，世行董事会的说法是：“辞职是他最体面的选择”，倒底有一点逼迫的味道。若按现在的价值标准看，陶渊明是应该积极进取的，至于如何进取，却又另当别论。如此说来，陶渊明的辞职，不但是不“体面”的选择，而且是“蚀本”的选择，假如他是投入了“资本”的话。
有人把“名士时代的东晋”列为最愿意生活的十个（中外）时代之中，我看倒未必。陶渊明正是生活在这一时代之中，只是那时的东晋已日趋衰落，也终于在陶渊明五十六岁辞世之前的六年没落了。那个时代的“时宜”是什么？陶渊明在《感士赋》的序文里的总结是：“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淳厚的社会风气没有了，奸诈虚伪之风盛行，民间基层少有廉洁谦让的气节，朝廷官场多的是缴幸升迁之人。陶渊明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时尚之中，既无力改变满目的苍凉，又不愿纵身于浊流之中，丧失自己的人格和心境，就只能“徒叹奈何”了。
陶渊明却有他自己的时尚，那就是冲远高洁，自由自在。他说他自己：“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与子俨等疏》）他辞职回到园田居，便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他要的便是在自然中自然的生活。其实，他只做了八十多天县令，于他已是很久很久了。
陶渊明也有奋斗也有抱负。“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他虽然走的是道家归隐的路子，却也读了不少儒家圣贤的书。“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他向往的是象古代先贤一样淳朴自然的生活，“不知有汉，更无论魏晋。”（《桃花源诗并序》）。他要做一个时代的落伍者。
好在陶渊明真有一处“桃花源”，那就是他的家乡，庐山脚下的柴桑县柴桑口，这地名就散发着浓烈的乡土田园气息。他所居住的地方叫做“古田舍”或“园田居”，看到这名字就能想到归隐了，况且还有他的一百多篇诗文，写琴书、写松菊、写酒、写草民，难怪后人称之为“隐逸诗人之宗”。
陶渊明只所以当官，是因为家贫。“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归去来兮辞并序》）也说明他的当官，是靠了在朝廷当官的“家叔”的提携，并没有经过严格的考察。又因为他“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五柳先生传》）当了县令后，“公田悉令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把供俸的农田大量种上高粱，为的是酿高粱酒，却不会拿公款去买“茅台”甚或“人头马”。
今人取官为官之道，很有一部分剑走偏锋，贷款买官，当官还贷，甚至有入股集资买官者，极尽市场经济之能事，以此考之陶渊明，他不辞职才是天下第一奇事。政治是最不讲正直的，官场是最不讲环保的，达官显贵是最不讲高尚的。读陶渊明的诗文，无不透露出陶渊明的不合时宜和无可奈何。
或许，陶渊明是不爱不想也不愿“奈其何哉”的。一千六百年前，陶渊明是辞职了，但也仅此而已。千百年来，中国历史不是造反夺权，就是害主夺权，不是用金钱做赌注，就是用生命作赌。注：本钱下得太大，又是“奇货可居”，谁愿意辞去呢？
中国官人，请学会辞职吧，不要让“辞职”成为中国历史的“稀罕物”！“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陶渊明咏的是荆轲，也是代千载后的我们咏一回作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