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一位准死囚的热线电话

希望读者朋友们记住这个惊心动魄的日子：2000年12月12日。
2000年12月12日上午，一位自称是“即将成为死囚”的中年男人给成都《天府早报》社的编辑苏黎先生打来了一个热线电话。据那位“即将成为死囚”的中年男人在电话里说：他很喜欢阅读《天府早报》上自2000年8月14日起开始连载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我为死囚写遗书》，据他说，他曾经是一个拥有数百万资产的大老板，家境豪富，没想到遇到一个比土匪还黑心的官匪县太爷，运用官商操作的手段，不仅掠夺了他所有的财富，还让他目前身负数百万元的巨额债务，陷入人生的绝境之中，因此，他准备与那位县太爷同归于尽，并且已经在安排后事了。他在电话里再三要求：“因为我很喜欢读《我为死囚写遗书》，所以，在我即将成为死囚以前，希望《天府早报》满足一位准死囚的愿望，能否让我与欢镜听先生通一次电话？”
——“欢镜听”就是《我为死囚写遗书》的作者，这是我的真名，我的笔名叫作“欢镜听行道”。
那位“即将成为死囚”的中年男人在电话里提到的县太爷是水工县的副县长。旧时的民间，有老百姓称七品芝麻官为县太爷的说法。
在当今社会，一部在报纸上连载的纪实文学作品能够引起读者关注原本就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是这样生死攸关的特殊电话。《天府早报》的编辑苏黎先生接完电话后，立刻向《我为死囚写遗书》的责任编辑石维先生作了通报，两位年轻的编辑几乎没有任何商量地达成了共识：立刻采取行动，阻止那位陌生的中年男人“即将成为死囚”的绝望想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为死囚写遗书》的作者欢镜听亲自出面不可。
于是，石维先生立刻拔通了我的电话。
2000年12月13日上午，我终于与那位陌生的中年男人通上了电话。在了解到一些初步情况后，我原本想理性地讲一些原则性极强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语言——也就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假、大、空语言，一句也说不出来了。不为其他，只因为对方曾经是从越南战场上的枪林弹雨中“活”出来的传奇经历，只因为对方曾经以“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的光荣身份在全国各地作过无数次的英模报告会。想想看，有这样一种人生磨难的人，怎么会轻易地相信我那几句无关痛痒的虽然“正面”但是却毫无益处的劝导呢？
就在我犹豫不决时，对方突然提了一个要求：他现在暂时住在成都近郊都江堰市内的一家招待所里，希望我亲自到都江堰与他见面。他在电话里情真意切地说道：“欢先生，我在即将成为死囚以前，如果能与你见上一面，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安慰了。”
没有任何犹豫，我答应了他的突然要求。
然而，放下电话，我不禁心乱如麻起来。我想，我只是一介小人物，我是否有能力去阻止这件人命关天的大事？我生活的江津城离那座历史文化名城都江堰隔着如此遥远的路程，万一发生了意料不到的事情，我该怎么办？
但是，无论如何，我已经答应了对方，我是必须要去的——即便有什么意外，即便我的心境惊惶不安，也应该去履行我的承诺。
2000年12月14日上午，我开始前往《天府早报》的所在地成都。在动身以前，我写了一封非常简短的信件寄给了本地的《重庆晚报》社，我在信中谈了事件的大致过程，最后，怀着一种对前途不可预知的惊惶不安的心情，我在那封信中特意写道：我希望《重庆晚报》暂时保留这封信，假如事情发展到了最坏的地步，请为我的良知作一个证明。
当天下午五点钟，我到了成都。我首先到《天府早报》社，与编辑石维、苏黎等人见了面。开始，我们想约那位陌生的中年男人到《天府早报》社来叙谈，这样，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就会减少一些。然而，那位中年男人坚决要求我亲自去。并且，他还提了一个危险的要求：他只想见《我为死囚写遗书》的作者欢镜听一个人。说实话，我过去原本就是走南闯北的一介小商人，用见多识广这句话来形容，不完全是自满之词。但是，像这样的危险约会，我是从未遇到过的，我内心里的惊心动魂，是任何正常的人都可以想像到的。记得当时，在听完那位陌生的中年男人的危险要求后，《天府早报》的另一位年轻编辑立刻情不自禁地冲口而出：“恐怖！”继而，他看到我原本惊惶不安的脸上多了一丝恐慌，紧跟着补充道，“如果欢镜听没有这些恐怖经历，怎么会写出《我为死囚写遗书》这样受欢迎的作品呢？”
就在我心生寒意的时候，石维、苏黎也坚决阻止我一个人去冒这份不可预知的危险。他们说：“要去，我们一同去，即便有什么意外，我们共同来承担。”
接下来，石维先生与那位陌生的中年男人取得了联系。石维说：“欢镜听只是《天府早报》的一位作者，他是因为《天府早报》才介入这个事件的，没有《天府早报》的人员陪同，我们决不放他一个人到你那儿去。”
那位陌生的中年男人考虑片刻，最终，他答应了石维的要求。离开《天府早报》前，石维与苏黎约定：双方都把手机打开，每隔两小时通一次电话。苏黎忐忑不安地说：“如果一旦失去联系，我立刻报警。”
石维拍了拍苏黎的肩膀，故作轻松地宽慰道：“没有想像中的可怕。我估计，那位自称‘即将成为死囚的人’是想找欢镜听倾诉一番。”
苏黎望着我，同样故作轻松地笑着说：“用这种方式来找欢镜听倾诉，未免太惊心动魂了一些。”他握住我的手，“不过，话说回来，欢镜听的经历本身就是一个又一个的传奇，这种事情落到你的头上，只是又多了一个真实的传奇而已。”
这时候，天已经黑下来。我与石维租了一辆出租车，向着都江堰驶去。
成都大街上的霓虹灯纷纷亮起来，一个接一个鲜亮的成都少女骑着自行车从我惊惶不安的眼角飞过，但是，在我眼花缭乱的前方，在那座历史文化名城都江堰，却有一位陌生的中年男人与我“签订”了一个危险的神秘约会，我不知道这个危险约会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对我们的生命是否会构成实质意义上的危险？一瞬间，我居然产生了害怕的想法，我甚至有一种强烈的后悔冲动，我想叫司机把车停下来，不要理睬那位陌生的中年男人的危险约会。
就在我思想产生动摇时，石维笑着告诉我：“欢镜听，你写的《我为死囚写遗书》自从在《天府早报》连载以来，在成都市民中引起了